糖尿病已成为人类健康的重要威胁之一,糖尿病肾脏疾病(DKD)是糖尿病最主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。近年来,我国成人糖尿病患病率高达12.4%,且以2型糖尿病为主。糖尿病患者中约30%~40%会发展为CKD,进而导致终末期肾病( ESRD),且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(ASCVD)、心力衰竭、心血管死亡和全因死亡风险显著增加[1]。在未来一段时间内,预计全球糖尿病患病率将增加近50%,从5.37亿人增至7.83亿人[2],而DKD患者的数量预计将与糖尿病患病人数的上升同步增加[3]。为进一步探寻针对疾病机制的新疗法,降低疾病的残留风险,在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,我们特别邀请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黄珊教授,结合自身经验分享内分泌科医生为何需特别关注DKD治疗新药、DKD管理目标变化以及优化DKD管理流程策略。
▋DKD防治之路漫漫,亟需提升DKD的知晓率、筛查率、治疗率
最新横断面研究显示,我国32.5%的2型糖尿病患者合并CKD,其中知晓率和筛查率仅为26%和55.3%,且血糖、血脂等综合达标情况不佳,疾病规范化诊疗及综合管理方面亟待进一步提高[1]。黄珊教授呼吁,我们要强化做好糖尿病及DKD的早筛查、早发现、早预防、早治疗。DKD的早期筛查是其防治的关键,筛查指标包括尿白蛋白/肌酐比值、肾小球滤过率等,由于大部分早期DKD患者没有临床症状,极易被忽视从而错过合适的干预时机,患者一旦出现大量蛋白尿、肾功能明显减退,则肾损伤持续进展,最终导致ESRD。
DKD发病机制多,危险因素复杂。黄珊教授解释说,DKD的发生发展主要由血流动力学因素(血压和/或肾小球囊内压增高)、代谢因素(高糖代谢带来的进化中末产物,对肾脏的影响非常大)以及炎症/纤维化因素等三大因素共同驱动。此外,基因和表观遗传学、线粒体功能障碍、足细胞损伤和自噬、肾小管损伤等新型分子机制也是导致DKD的重要机制。
“我们了解了这些机制后,其实能采用的手段是有限的,患者的治疗需求还需要更多更早期、更有效、更安全的新药才能得到满足。”黄珊教授补充说,在选择治疗手段时,应综合考虑不同通路的选择和各通路的协同作用。目前对于DKD治疗手段的研究与探索多聚焦于改善血流动力学及代谢因素,可以直接抗炎抗纤维化的药物很少,非奈利酮的上市弥补了这条通路的空白。
▋“金三角”理念+综合管理,赋能DKD精准治疗,实现肾心双重保护
随着医疗技术日新月异,在多措并举的综合治疗理念指导下,单纯血糖血压管理已不能完全满足现有治疗需求,国内外权威指南均推荐血糖、血压、蛋白尿共管的治疗理念,糖尿病相关肾病治疗“金三角“理念逐步成型。
·高血糖、高血压、炎症和纤维化等多种危险因素均参与糖尿病合并CKD的疾病进程,通过促进白蛋白尿的发生发展进一步加重肾心组织损伤及不良预后,控制蛋白尿的治疗方案应针对不同危险因素进行综合管理[1]。黄珊教授表示,DKD管控过程中,一定要遵循综合治疗的原则。而与控压、降糖相比,蛋白尿的管理存在其特有的特点和难点。比如,大众对蛋白尿的认知有限;筛查率低;蛋白尿管理相关指标教多,尚缺乏统一的筛查手段;治疗率低等。
《中国糖尿病合并慢性肾脏病临床管理共识(2024 版)》明确,新型非甾体类MRA非奈利酮具有抗炎抗纤维化的直接心肾保护机制,对于eGFR≥25 mL·min-1·(1.73 m2)-1、UACR≥30 mg/g的2型糖尿病合并CKD伴白蛋白尿患者,可在ACEI/ARB基础上进一步显著降低UACR及减少远期心肾复合事件,耐受性良好。推荐首选ACEI/ARB、SGLT-2i、非奈利酮进行2型糖尿病合并CKD伴蛋白尿患者的白蛋白尿控制以及肾心保护[1]。
黄珊教授分享说,非奈利酮作为一个非甾体选择性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(MRA),当初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降压药,但其通过多种机制作用于肾小球及肾小管等靶器官,直接靶向盐皮质激素受体(MR)过度活化、实现更直接的抗炎、抗纤维化作用,其带来的结果是迅速的,能够让患者在短期的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之内看到蛋白尿缓解的有效性,而且其疗效确实与其循证证据、RCT试验、真实世界研究数据相一致。在临床上,非奈利酮确实是让医生和患者眼前一亮的创新药。
DKD治疗在注重一体化综合治疗的同时,还需重视综合管理。《糖尿病肾病多学科诊治与管理专家共识》建议,建立DKD联合门诊及专病诊疗单元,成立由肾病科、内分泌科、心内科、神经内科和眼科等学科专家组成多学科诊疗协作组,每3个月内进行1次联合门诊随访,DKD患者每6个月在肾病诊疗单元进行1次系统检查、评估和治疗方案制订调整[4]。《糖尿病肾脏病中西医结合防治专家共识(2023版)》指出,改善生活方式是DKD管理的基础,包括饮食治疗、运动、减重、戒烟、限酒、限盐等,有利于减缓DKD进展,保护肾功能[5]。
黄珊教授进一步解释道,在综合管理过程中,血糖、血脂、血压、尿酸、体重等因素要控制到位,一旦从无病到有病的过程中,生活方式的把控只能成为贯穿整个疾病的最基础治疗,而不能成为最有效的治疗,我们还需要通过有效的药物干预进行剩余风险管控。
▍参考资料
[1] 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,中国内分泌代谢病专科联盟.中国糖尿病合并慢性肾脏病临床管理共识(2024 版).[J]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, 2024,40(6) : 455-461.
[2] Magliano DJ,Boyko EJ,IDF Diabetes Atlas 10th edition scientific committee.IDF Diabetes Atlas[M].10th ed.Brussels:International Diabetes Federation,2021.
[3]Alicic RZ,Rooney MT,Tuttle KR.Diabetic Kidney Disease:Challenges,Progress,and Possibilities[J].Clin J Am Soc Nephrol,2017,12(12):2032-2045.
[4] 糖尿病肾病多学科诊治与管理共识专家组.糖尿病肾病多学科诊治与管理专家共识[J].中国临床医生杂志. 2020,48(05): 522-527.
[5]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内分泌专业委员会糖尿病肾脏病专家委员会,中国微循环学会中医与微循环专业委员会. 糖尿病肾脏病中西医结合防治专家共识(2023版).中华糖尿病杂志. 2023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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