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三甲主任院内遇袭，医务人员的安全该如何保障？

据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报道，9月22日上午，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发生一起暴力伤医事件，行凶者在骨科门诊持械伤人，伤者系该院骨科一名王姓主任医师及跟诊的1名学生（中国新闻周刊，2025）。王医生经抢救，已脱离生命危险，转送至ICU病房，受伤学生伤势相对较轻。案件发生后，行凶者已被警方控制。

22日下午，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6楼骨科正常开放门诊，大厅内坐着多位候诊患者，医生正常接诊，未出现封锁现场的情况。记者观察到，进入门诊楼需过安检，医院出入口均有多名保卫人员值守。

截至目前，伤人者作案动机仍不明确。据报道，此前有媒体致电白云区卫生健康局办公室，工作人员表示，卫生健康局医政科正在处理，是否医患纠纷需联系医政科。医政科工作人员则回应称需走程序才能接受采访。广州三元里派出所一工作人员回应称，确有伤人事件，“不便透露”是否与医患纠纷有关，“肯定会依法依规处理”。

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官网显示，王医生1971年4月生于山东，博士生导师，教授，骨科主任中医师。他从医30余年，是广东省首位中医骨科博士后，现为广州中医药大学全国重点学科骨科实验室主任。

临床诊疗方面，他在股骨头坏死、髋膝关节疾病治疗等方面经验丰富，有1500台以上关节置换的手术经验。在学术及教学领域，王医生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项，发表论文150余篇，培养了大批研究生。他不仅在学术上贡献突出，还长期致力于医学科普，其线上健康平台累计发布超过1.8万条内容，患友评价极高。

这样一位在学术、临床与科普均有建树的医生，却在工作岗位上遭遇无妄之灾，不仅让医学界同仁痛心，也再次引发社会对“暴力伤医”的强烈关注。

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在安保方面已有一定措施，门诊设有安检，出入口有保卫人员值守。然而，暴力伤医事件仍然发生，医院安防措施在面对突发极端行为时仍显脆弱。该案件是否涉及医患纠纷，尚待官方进一步调查。但不论动机如何，其本质均是赤裸裸的暴力犯罪，严重侵犯医务人员的生命安全，破坏了医疗秩序。

暴力伤医是一个沉重但并不陌生的话题。事实上，我国对暴力伤医行为一直保持“零容忍”的态度，早在2020年6月1日施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就明确规定：医疗卫生人员的人身安全、人格尊严不受侵犯，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，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威胁、危害医务人员安全，不得侵犯其人格尊严（法治网，2024）。

目前司法实践中，暴力伤医行为大多适用“故意杀人罪”“故意伤害罪”“寻衅滋事罪”等罪名进行惩处。但这些罪名并未针对医务人员的特殊身份作出差异化保护，一些案件甚至因为行凶者是患者亲属或身患疾病而从轻处罚，难以对潜在施暴者形成有效震慑。

因此，学界和法律界曾提出多种改革思路。有人主张在刑法中增设“暴力伤医罪”或“医疗暴力罪”，将其作为独立罪名，以突出对医务人员的特殊保护；也有观点建议在“故意伤害罪”中增设针对医务人员的加重情形，使之直接作为从重处罚的法定依据；还有学者提出设立“妨害医疗秩序罪”，将暴力、威胁、尾随等行为纳入规制范围，从而更好维护医疗环境（第一财经，2024）。

但另一方面，不少医学人文领域专家指出，立法并非万能解法。近年来，国家已出台多项保护措施，例如“医闹入刑”、建立医院安检制度、完善社会信用惩戒等。从法律文本层面看，规制框架并不缺乏，关键问题在于执行与实际落地效果不佳。

以安检要求为例，国家卫健委曾要求大型医院在主要出入口实施安检，并在三级医院设立警务室。但部分医院安检流于形式，检查不严，缺乏真正的震慑力，仅在主要出入口安检的措施也是“防君子不防小人”。同时，一些“心意已决”的行凶者并不会因为安检而放弃行凶，而是会选择在医院外、医生下班途中行凶，导致院内安检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。

立法与司法的作用更多是事后追责，而在事前预防、风险化解和矛盾缓释方面，仍需其他手段补充。要真正遏制此类悲剧，需要将法律手段与医疗管理改革、社会支持体系建设有机结合，形成系统性治理。

在法律层面，当然应继续强化对医务人员的特殊保护。无论是通过在刑法中增设“暴力伤医”的加重情节，还是出台更明确的司法解释，都有助于传递鲜明的社会信号。但更重要的是，要确保法律规定严格落地，避免因量刑偏轻而削弱威慑效果。

同时，在医院管理层面，安保固然必要，却不能成为唯一依赖，医疗机构应该从源头上舒缓医患关系，减少对抗和误解。北京大学王岳教授指出，“200张床配一名医务社工，比20张床配一名保安更有用”（人民网，2020）。医务社工不仅能安抚患者情绪，缓解医患矛盾，还能帮助患者对接社会资源，从源头减少极端行为的发生，这是从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-心理-社会现代医学模式的关键。

最后，在社会与文化层面，还必须重塑医患之间的信任纽带，加强医学科普与普法教育，帮助公众理性理解医学的风险与局限；营造尊医重卫的舆论氛围，让暴力伤医行为不仅违法，而且“失德”；同时，社会也需要对患者和家属的心理与经济困境提供更多支持，防止小矛盾演化为大冲突。

综上，暴力伤医是一个多维度、多层次的社会难题。法律的威慑是底线，但不是全部答案。正如有人所言：“为众人抱薪者，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。”医生为生命奔走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在冰冷的刀锋下孤立无援。只有当法律、制度与社会氛围形成合力，医生才能安心治病救人，患者才能真正获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