严查！中纪委点名一周后，30余名医护主动上交这笔费用

医生外出参与学术交流和授课，是医疗行业终身学习的重要体现。受邀授课后，按规定讲课并收取相应报酬，本属合情合理，也体现了对医生们专业能力的认可。值得警惕的是，那些明显超出合理标准、甚至带有不当利益输送性质的“讲课费”，已成为医疗领域腐败的隐蔽形式。

3月27日，重庆市纪委监委官方微信公众号“风正巴渝”发布报道，披露北碚区纪委监委在整治医疗领域违规收受“讲课费”问题上的阶段性成果。在纪检部门监督推动下，全区已有30余名医务人员主动上交违规所得（风正巴渝，2025）。

整治行动缘起于一起典型案件：该区某医院门诊部副主任李某为某药企授课，实则为产品宣传，收受“讲课费”1.7万元，最终受到党内警告处分。北碚区纪委监委指出，此类行为反映出制度漏洞和监管缺失，将本应服务学术的讲座活动异化为商业营销，扰乱医疗秩序，损害患者利益。

据介绍，此次整治行动紧扣医药领域突出问题，围绕“靠医吃医”、收送礼金、诱导消费、不合理诊疗等展开监督检查。纪检部门通过巡察、审计联动，查出药品供应商通过“讲课”名义对医务人员进行利益输送的隐形链条。2024年以来，全区共发现问题174个，推动一系列整改和追责，释放出医药领域“清风正气”的强烈信号。

最终，在纪检监察机关持续推动下，30余名医务人员主动退还违规“讲课费”。

对医生而言，“讲课费”并不陌生。部分医药企业或医疗机构，为促进医学信息传播与学术交流，常邀请医生参与讲座、培训、研讨等活动，并支付合理劳务报酬。

国家卫健委曾在《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有关问答》中明确指出，医药行业的学术会议是促进经验交流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平台，依法依规、规范开展的学术活动应予以积极支持和鼓励（时局快报，2023）。

然而，在临床实际操作中，讲课费往往暗藏“灰色地带”。例如，一些药企直接向医生支付讲课费；有的金额远超合理标准；甚至存在未实际授课却依然领取报酬的情况。更容易被忽视的是，医生未经所在单位批准擅自外出讲课，也可能构成违规，面临组织处理。

在嘉兴市纪委监委通报的一起典型案件中，某公立医院科室主任甲某在2017年8月至2022年11月间，利用职务便利，在药品使用和推广中为多位医药代表提供帮助（南湖清风，2023）。作为“回报”，相关企业通过安排讲课等形式，向其支付25万余元讲课费，尽管其中部分费用在其并未实际授课的情况下发放。2023年1月，甲某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25万元，该笔“讲课费”亦计入受贿金额。

随着监管持续加强，这类打着“学术讲课”幌子的利益输送行为逐步被揭示。由此，讲课费问题日益受到关注，成为医药反腐的重点领域之一。

2024年初，一份名为《关于医务人员学术讲课取酬工作提示的通知》（国卫办医急函〔2023〕469号）在网络流传，引发广泛关注（澎湃新闻，2024）。该文件对学术活动形式、讲课取酬标准、审批程序等方面作出明确限制，并提出“六个应当”和“六个严禁”。

截至目前，该通知尚未在国家卫健委官网公开发布，但已有地方政府出台相应实施细则予以执行。

例如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健委发布在2024年2月4日发布的《兵团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明确要求，严格执行医务人员学术讲课取酬“六个应当”和参与学术讲课“六个严禁”，进一步压实医疗机构及其人员在学术讲课行为中的廉洁责任。

而在其他地区，虽然没有明确点名上述细则，但传递出同样的信号。例如，在上海市2024年4月发布的《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实施细则》中，明确规定，严禁以虚构讲课内容、报酬明显超标等方式接受利益输送（上海市人民政府，2024）。

今年以来，“讲课费”相关话题热度持续上升。3月20日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文《深度关注｜破除“障眼法” 揭开“隐身衣”》，再次聚焦打着讲课、咨询、课题等名义行贿受贿的隐性手段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，2025）。文中指出，当前查处中存在以下三种典型表现：

• 未提供实际服务，仍以讲课费、课题费、咨询费等名义收款；

• 劳务虽属实，但取酬标准远超行业规范，构成变相行贿；

• 利益输送形式不断“翻新”，除传统项目外，还新增培训费、评审费、顾问费、审稿费等隐蔽方式。

随着监管持续趋严，那些原本旨在鼓励知识传播与专业交流的讲课回报，如今在合规风险面前也变得格外敏感。

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强曾在采访中指出，如果缺乏合理机制，就很难划清学术交流与学术腐败的界限，同样也容易挫伤学术会议本应发挥的正向功能（财联社，2023）。

那么，医药企业支付给医生个人的讲课费，究竟多少才算“合理”？对此，行业内并无统一标准。

据第一财经报道，多位药企人士透露，企业内部大多以职称或讲课级别为参考设定报酬标准（第一财经，2023）。例如，一位药企从业者表示：“按职称计算，副高级职称大约800元至1000元，授课时长一般为半小时至一小时。”另有药企人士补充：“我们按市级、省级、国家级、国际级划分标准，分别对应1000元～2000元、2000元～3000元、3000元～4000元、4000元～5000元，讲课时间需超过半小时。”

尽管国家层面尚未就医生讲课费出台专门规定，但部分政策文件可供参考（健识局，2023）。早在2016年，财政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《中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》，明确讲课费（税后）标准：副高职称人员每学时最高不超过500元，正高不超过1000元，全国知名专家或院士一般不超过1500元。讲课费按实际授课学时计算，每半天最多按4学时计，差旅费用则原则上由举办方承担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这一标准适用于财政资金支持的机关单位培训项目，并不直接适用于医药行业。但它为界定“合理讲课费”提供了一个政策框架和参考尺度。

相对而言，上海市去年流出的一份标准则更具针对性。该市多个医学专业组织明确规定了不同类型讲座的最高费用。例如，上海市药学会规定，特邀大会报告讲课费不超过3000元/人/次；市医师协会规定，病例讲解类课程不超过1000元/人/次。这类细化管理为学术活动提供了可执行的操作指引，也保障了专家合理、透明地获得报酬，有效平衡了合规性与激励性，值得其他地区借鉴。

可见，围绕讲课费的合理性讨论，其实质不在于“能不能给”，而在于“怎么给、给多少、谁来管”。在全国性标准尚未出台之前，医护人员仍需提高合规意识、谨慎对待“讲课邀请”，以免在缺乏明确规则或程序未尽完备的情况下，误踩学术交流与利益输送之间的红线。